7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回应了近期一些美国媒体提出的中国挤压概念。所谓中国挤压，就是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对西方发达国家在中高端制造方面带来了中国冲击（china shock），并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在中低端制造方面的发展空间（china squeeze）与向上发展的梯子，抽走或没有空出往上发展的梯子（pull up or vacate the ladder)。显然，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要将中国塑造成全世界对立面的西方新叙事。
中国挤压这一概念，由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在2026年5月11日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重商主义挤压》里首次明确提出。这篇文章精心炮制了这个概念，用来描述全球贸易现象。报告声称，历史上低收入国家通常依靠发展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服装、鞋履）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步，但这一传统路径，已经因为中国的存在而破裂。虽然中国经济正向高科技和高附加值转型，但在服装、鞋帽和电子组装等传统低技能制造领域，中国依然占据着极大的全球出口份额，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空间被挤占。
因此，这种贸易现象压缩了其他更贫困的全球南方国家所需的工业化空间，导致它们错失了数千亿美元的潜在出口机会，如仅纺织、服装、皮革、鞋这四类低端制造业就使得中低收入国家损失约1100亿美元增加值，扩大到全部低端制造品，这个金额则高达约3650亿美元。
这篇《中国重商主义挤压》的奇文提出了精细化的三大挤压渠道模型，试图证明即使人民币汇率机制发生变化，这种挤压依然在深化。
在全球市场，虽然中国经济在不断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步履不断加快，但中国通过供应链附加值的深度内嵌，依然反常地占据着全球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市场的绝对份额。中国廉价商品不再只是去欧美，而是大规模涌入发展中国家，把刚刚萌芽的民族工业直接卷死。
在中国市场，对比历史数据，欧美发达后会大量进口中低收入国家的低端消费品，但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吸收力极低，导致那些国家无法通过对华出口实现增长。
6月18日，该理论又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等主流媒体进一步刊登，试图引发更广泛的讨论，引导全球舆论，文章声称中国正在把身后的梯子抽走，其副标题更加直白地拉仇恨，中国的出口战略是如何让穷国保持贫困。
意思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仍然贫穷，罪魁祸首就是中国，而不是西方的殖民主义。特朗普的关税当然不值得他们在文中讨论，西方在殖民地植入的制度所引发的，甚至是直接导演的政治动荡、政策摇摆或自身的资源局限也没啥关系。
事实上，《外交事务》是大肆宣扬这个概念的顶级舆论阵地，并与彼得森研究所协同作战。
2026年3月24日，先由两名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学者署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正在挤压东南亚》，声称中国通过产业自动化（如建立仅需10%人工的黑灯工厂）牢牢把持着低端制造，这使得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制造业生存空间遭到了严酷的局部挤压。
5月11日，彼得森经济研究所通过更多的数据将其包装定型为宏观的中国挤压理论。19日，这个研究机构又搞了一个播客中国的贸易是如何阻碍发展中国家的？（How Chinas trade is holding back developing countries），宣传其新线月，彼得森研究所的两名高级研究员又在《外交事务》上将宏观理论进行通俗化的兜售，当然，标题更加耸人听闻。
如果说3月的挤压东南亚算是带有火药味地在中国周边进行地缘政治恐吓，那么6月的抽全球南方的梯子就是更加恶毒地将中国塑造为全世界的敌人或者对手。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奇文以及《外交事务》抽梯子论都是相同的两位印度人撰写的--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和沙米特拉·查特吉（Shamitra Chatterjee），两人之前曾经是印度总理莫迪的首席经济顾问办公室的同事。
阿尔温德是莫迪的首席经济顾问（CEA），沙米特拉是他当时的下属。作为印度经济决策的核心智囊，印度制造25%（制造业占GDP的25%，对标东亚国家）目标就是阿尔温德主推的，制造业挂钩生产激励（PLI）政策也是他搭的框架。但在他任内（2014-2018），制造业比例从18.3%反而下降到16.9%（2024年再降到14.3%）。后来因为与莫迪在一些政策上不合拍，2018年6月辞职回了彼得森研究所。
这位阿尔温德先生可以说是中国挤压的理论奠基人和总设计师，同时他的理论也得到了美国军方学者的大力配合协同，如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华裔学者廖秀敏（Jessica Liao，曾在台湾中山大学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2022年曾在美国驻华使馆担任经济发展专家）3月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与他呼应，对中国挤压理论进行预热。
另外，南亚的孟加拉国与斯里兰卡被定为高度脆弱型，排名仅次于印度，这些南亚国家的经济结构极度单一，高度依赖成衣出口。
在这两位看来，中国凭借更完善的供应链集群和成本优势，导致这些本就贫困的国家无法获得应有的市场溢价和扩张空间。南亚次大陆发展不起来的终极原因终于让他们发现了，阿尔温德也为自己的印度经济政策的失败找到了背锅侠。
事实上，阿尔温德的成名之作就是有关中国经济威胁论。2011年他在彼德森经济研究所写出了《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之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主题是中国崛起压外围、印度怎么办，这本书可以说是他立下的中国压制外围叙事的第一根桩。
他认为，按购买力计算，中国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全球治理及贸易规则会在中国主导下带偏，印度要借美国力量加上自主，以双轨机制实现发展。
对于中国贸易优势的原因，他则迎合了西方的货币操纵论，认为是人民币汇率低估带来的不合理竞争优势。
整篇文章围绕中国挤压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而写，可以说是中国冲击论（china shock）的嚆矢。需要注意的是，英文shock含有出乎意料的不相信、怀疑disbelief，以及确认后带来的痛苦与恐惧distress，目前普遍翻译为冲击，这样的中文翻译并不能将英文概念的双重含义表达出来，我认为中国惊骇可能更准确。
2019年2月，他再以彼德森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发表了另外一篇中国冲击论的神作：即将到来的中国冲击（The Coming China Shock），先发表于国际评论平台《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后又被印度《商业标准报》（Business Standard）等印度主流媒体引用。
文章宣传，中国经济例外主义的终结将带来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种中国冲击对以印度为代表的民主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外部环境恶化与发展路径挤压。
他认为，中国入世后，对美欧铁锈带中低端制造业造成第一轮冲击（china shock 1.0）。这时他忘掉了，按他自己后来的逻辑，这属于欧美遵从让梯子规律的行为，怎么算是中国的冲击呢？
目前的中国又被他称为中速增长被迫甩过剩产能，对发达国家（中高端）和发展中国家同时造成冲击，这是第二轮中国冲击（china shock 2.0）。
如果说阿尔温德在2011年埋下了中国挤压论的种子，2019年他预测了中国挤压下的冲击，那么2026年5月他已经是全面系统地论述所谓已经发生的中国挤压了。
作为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印度精英，阿尔温德对印度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而感到焦虑，对中国的能力又感受到了追赶的绝望，他了解西方的话语体系与关切，这可能就是他创造中国挤压论的背景，所谓的中国挤压大概就是他为了迎合西方，为西方以及印度自身，并联合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打压中国产业制造理论依据。
2024年中国货物出口约3.6万亿美元（采用世界贸易组织口径，扣除转口贸易增值），比第二名的美国高出约80%，即使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中国也超过欧盟50%，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如德国人均货物出口为1.9万美元，韩国为1.3万美元，法国0.95万美元，英国0.66万美元，美国也有0.59万美元，这些传统发达国家都远超中国（0.25万美元）。连墨西哥（0.48万美元）、泰国（0.42万美元）、越南（0.4万美元）、土耳其（0.28万美元）这些新兴或发展中国家也都超过中国。
按照中国挤压论的说法，东南亚被中国挤压了，但泰国、越南、柬埔寨这些与中国供应链融合的东南亚大国，人均出口水平还高于中国。中国仅仅只有世界平均水平（0.3万美元）的85%左右，只不过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在总量上显得对外出口特别庞大，对于中国出口能力有捧杀之嫌。
回望历史，美国在1960年货物出口曾经占到全球的29.4%，而人口只占6.1%，是世界人均出口的4.8倍，美国今天也还有2倍之多，德国在2005年甚至高达8倍，韩国2024年也还是4.4倍，而中国这个数字只有约0.85。从这个角度说，美国才是产能过剩，即使今天也远超世界人均水平。
中国出口在世界主要国家当中，并不算突出，之所以引人瞩目，中国进口相对少一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万亿美元。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大多数人收入不高，还是发展中国家，消费能力不强，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品中，国际生产厂商的竞争力不强，中国市场太卷了。
2024年，西方国家（美欧、加南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占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的26.8%，30年前（1994年）这个比例是61%，显然这个比例是不合理的（人口占比约13%），也是不可持续的。
30年间，西方丢掉了超过一半的份额（34.2个百分点），被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接过去了。也就是说，中国出口其实是从西方国家长期占据的不合理份额中争夺过来的，并非强占了南方国家的份额。
30年来，世界贸易得到了极大的增长（469.8%），对于增长的部分，中国获得的份额也并不算特别突出（17.2%），与人口的比重基本相当，西方拿到的还略多于中国（19.2%），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获得了绝大多数（66.3%），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并不存在中国遏制了其他南方国家的发展。
当然，印度确实未跟上世界贸易的发展节奏，在全球贸易增量中只占区区2.1%，但这不该是怨恨中国的理由。
阿尔温德作为一个做过实际政策的经济学家，他也为以印度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开了药方。
面对全球多边主义瓦解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实，他呼吁低收入国家（包括印度）认清现实、放弃幻想，危言耸听地宣称制造业导向型的传统工业化路径已被中国筑起的壁垒锁死，后发国家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要素禀赋，寻找非传统的或者非中国绝对主导的全新替代发展路径。为了绕开中国挤压，他提出了三大非传统的替代发展路径。
第一条路是高技术服务业驱动型增长（Service-led Growth），这是阿尔温德最核心的替代主张。
他在多篇论文中论证，服务业可以跨过制造业，直接成为发展中国家脱贫的引擎。比如数字与IT服务出口，他以印度的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为范例，提出跳过工厂组装，直接利用信息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商业流程外包（BPO）等高产值服务来赚取外汇。
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阿尔温德反而认为数字化服务已经具备了更高的可贸易性（exportability）和生产率爆发力，完全能作为替代制造业的增长极，打破服务业无法像制造业那样实现全球规模化的传统理论。
阿尔温德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观点，既然商品出海受阻，那就把人直接出口出去，以海外汇款拉动内需。
他以印度的喀拉拉邦模式为例，该邦并没有像中国那样发达的制造业，但它通过高水平的基础教育，将大量专业人才（医生、护士、工程师、技术劳工）输出到海湾国家和西方。这些海外移民每年向国内汇回数以百亿计的美元，支撑了本国庞大的服务业、消费和建筑业。他认为这种脑力与劳动力输出+侨汇支撑的良性循环，也是一种可以复制的脱贫路径。
阿尔温德并不完全主张放弃整个制造业，但他反对搞低技能的普通加工业。他认为，后发国家应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中国尚未绝对垄断，或者西方由于地缘政治因素急于寻找替代链条的高端与高技能行业，如制药与生物科技，这依赖的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不是廉价工人的密集堆砌。
利用西方去风险（De-risking）的政治红利接单，实现全球供应链的特定高精尖重组，而不是在传统鞋帽纺织上与中国血拼。
他以自身的印度经验为南方国家开了药方，发展服务业和人口输出的印度模式才是出路，发展基础设施、制造业并融入中国产业链的中国道路没有未来，这更像是在与中国争夺话语权，而不是真心帮助广大南方国家发展。
印度的经验并算不得可以复制的成功经验，印度实施的服务业和人才输出已经证明为没有明天的无就业增长，高技术服务业（IT、金融、医药）对人口的素质要求极高，这是精英友好型的经济发展策略。
出口人的药方最具争议，对他提出的喀拉拉邦模式，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强烈的道德与现实质疑，一方面这是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恶性循环，穷国花费宝贵的财政资源培养了医生和工程师，结果却送给了富裕国家。这会导致本国医疗、教育、科研系统的长期失血，无法建立自主的国家能力。
更重要的是，这种依附性经济十分脆弱，一旦爆发全球危机或地缘冲突，海外劳工被大规模遣返，国内经济将瞬间面临毁灭性打击。
阿尔温德向世界推广印度经验，但令他尴尬的是，印度政府本身也与此背道而驰，身体很诚实，如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和针对电子、半导体组装的数百亿美元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恰恰就是在做阿尔温德反对的事--通过高关税和巨额国家补贴，强行在本土截留和建立制造业。
更有说服力的是，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通过积极加入自由贸易协定（如RCEP、CPTTP），主动承接从中国溢出或因地缘政治因素外流的制造业，其经济的高速增长恰恰证明了制造业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最可靠的发动机。
其他南方国家（特别是印度）如果在特定产业没有国际竞争力，就等于中国没有让出特定产业。
国际上从来没有到了什么阶段就不能发展什么产业的条约，甚至潜规则也是没有的。阿尔温德们拿 1960年代的西欧、日本做例子，欧日之后是东亚四小龙，然后是中国，但这本身是冷战地缘政治与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特殊产物，就算市场起了更大的作用，未必是铁定的经济发展公理，国际贸易遵循的是比较优势原则，而不是礼让规则。
更重要的是，中国不是靠雁阵理应外迁的道德约束来等靠要，而是以市场的力量主动去拉去找去争，才最终实现了产业转移与升级。
中国挤压论以中国人均已经到了 1.9 万国际元为理由，认为是时候让出特定产业了。中国金融40人论坛近期发布的中国学者的研究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很好的分析。
另外，越南、柬埔寨、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恰恰是在中国挤压叙事最强的这几年爬起来的。显然，不是没有发生转移，而是你有没有能力接，接不接得住，市场和资本并不会因为谁抱怨的声音大就偏向谁。
阿尔温德真正应该反思的是印度自己的营商环境、法制环境、国际信誉、基础设施与物流成本、供应链碎片化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这说明了中国的竞争力已经完成了从价格驱动向效率与供应链驱动的蜕变。相反，印度的卢比在过去几十年里，由于高通胀和贸易逆差，相对于美元和人民币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贬值，但卢比的贬值并没有转化为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长期卡在15%左右无法突破。
阿尔温德们可能没有或者不愿意看到，即使一件服装最终在中国完成，其周边的辅料、原材料可能已经大量采购自东南亚或者非洲。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进口市场，而非纯出口国，中国已经是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大宗商品、农产品、矿产以及中高端零部件的巨大进口需求，本身就是拉动拉美、非洲和中东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中国提供的是无与伦比的供应链集成效率，中国确实是很多行业的供应链核心组织者，但并不是供应链垄断者，恰恰是这种供应链里的中国效率，降低了全球消费者的生活成本。
印度一直在试图抗拒进入这个高效率的供应链当中来，对中国抱有不必要的敌意，对中国零部件设置高额的防御性关税，对中国技术人员进入印度设置严格的签证限制，默默推行拒绝中国战略，与美国大张旗鼓的脱钩断链政策遥相呼应，希望借机嵌入西方的供应链体系对抗中国。这套策略在国际竞争中失败后，又抱怨中国效率不公平地挤压了印度。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外交事务在国际上兜售中国挤压的伪学术理论，是为当前美国在推动的贸易保护主义进行学术背书，鼓动更多南方国家对中国竖起贸易壁垒，从而限制中国的发展空间，并以污名化中国的方式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中国冲击债务陷阱这些概念形成完整体系，同时也为一些国家的政客提供对政策失败甩锅卸责的出路。
然而，阿尔温德们精巧的对抗性理论并不能帮助印度发展，他开出的药方也不会真有人拿去抓药。如果能加强国际合作和开放市场，并真正放下对中国的防范，就近融入中国的高效供应链体系，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市场自然就会做出选择，水到渠成实现他想要的产业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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