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期刊对标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聚焦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领域，主刊面向全球科研人员免费开放。
“Vita”一词源自拉丁语，中文为“生命”之意。去年8月，我国15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生命科学开放联盟，并正式宣布创办《Vita》。目前，该联盟成员单位已扩大至30多家，近百位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受邀加入其学术顾问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 施一公：首先像《Vita》这样的期刊体现的是话语权。中国的科技类文献在世界上占比非常大，大约20%，就是每五篇科技类的文章中有一篇来自中国，我们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但相比之下，我们国家科技类的杂志刊物很少，这样的话，我们绝大部分的好文章，发表在海外的期刊上、海外的杂志上，对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而言，做一本好的杂志，做一系列好的期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越来越有紧迫感。
据介绍，《Vita》期刊在办刊模式上将以高学术标准保障成果创新性与权威性，以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四个维度为审稿依据，经过作者投稿、编辑部评测筛选、同行专家评审等流程，进而决定刊发与否。与此同时，《Vita》将免费开放，不收取论文作者版面费。
《Vita》期刊主编 李党生：就是说你发在我们《Vita》这里的论文，第一时间，全世界只要有一个计算机能上网，你就能看到，不需要说我们图书馆或个人要订阅你这个期刊才能看到，我们是全部开放。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不收开放获取的费用，我们也不要作者付费。
目前《Vita》已有6篇原创研究论文在线发表，研究聚焦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前沿领域，涵盖新型免疫治疗研发、癌症治疗新策略探索，以及致命病毒的防治等多个重要方向。
由我国主导的国际学术期刊《Vita》宣布向全球免费开放，传递出科学开放交流的积极姿态。之所以强调“免费开放”是因为这一举动背后，折射出当前学术出版领域一个日益尖锐的矛盾：一边是知识共享的愿景，一边是部分国际期刊论文处理费持续上涨的现实。有科研人员这样比喻：“买一台科研设备的钱，还不够付两三篇顶刊论文的费用。”“天价”论文处理费究竟有多高？对我国科研造成怎样的影响？应对国际期刊“天价”论文处理费我国出台了哪些举措？我国科研评价体系正在发生哪些根本性变革？这些变革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记者查阅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报告发现，2024年全球OA期刊的APC单价平均值，也就是“论文处理费”，篇均首次突破3000美元。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 刘筱敏：对国家来讲，科学家在投入，科学家参与审稿，科学家在参与科技论文的治理，就是诚信的治理，到最后我们还要付费。从过去读不起论文，就是你要付费，然后现在要到发不起论文了，还是要钱。
业内学者表示，早年学术论文出版是传统订阅式，即读者付费、作者免费发表。近年来为了让科学知识更加广泛地传播，行业转向开放获取模式，又被称为OA模式，即读者免费，论文作者需要支付费用，以维持出版商的运营。OA模式的初衷是消除知识壁垒，但近年来论文处理费APC持续涨价，已成为科学家的沉重经费负担。
深圳湾实验室科研部副部长 唐啸宇：我们当时的交费的发票，就发杂志，最后收了我们出版费5万多元人民币。像欧洲的一些期刊，它可能要收到每篇论文8000美元，包括一些更高的会收到1万多美元。
在一些科研人员看来，高昂的“论文处理费”还会引发层级固化，学术话语权的差距会被金钱直接放大。比方说，一个青年科研团队申请了一个省级科研项目，两三篇国际期刊论文的“论文处理费”就可能掏空整个项目的科研经费。
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研究生：新入职进入高校，然后开始做科研，一般是有国家青年自然科学基金拨款，它是有个专门的项目去扶持青年的，多的有10万。比如说理工科，做实验可能会多一点。
记者：如果你要投一篇论文，需要支付“版面费”，支付个好几万，这个感觉会影响做实验吗？
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研究生：肯定会影响的，如果版面费占大头的话，肯定会影响的。
国际期刊的论文处理费价格逐年上涨，已经引发了德国、美国等国家科研人员的质疑和抵制。涨幅有多大呢？以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的子刊《自然-通讯》为例，它的“论文处理费用”，已从2016年的3000美元每篇飙升至了2026年的7350美元每篇。与此同时，中国又是国际学术期刊的重要稿源地。2024年中国作者OA发文量31.35万篇，占全球OA发文量104.21万篇的31.35%。支付论文处理费的金额高达9.0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4亿多元。换句话说，中国科研人员贡献了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却大部分刊发在了国外期刊上，带来的是中国的科研经费间接“补贴”着国际出版商。近日，中国科学院宣布停止支付部分国际学术期刊“论文处理费”。
前不久，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在网站发文称，中国科学院将停止支付30种开放获取期刊的昂贵的论文处理费。据了解，中国科学院已明确各院所单位自今年3月1日起，停止使用学术经费和中央财政拨款支付《自然-通讯》《细胞报告》《科学进展》等多种国际高收费开放获取期刊（OA）的论文发表费；对部分涉嫌学术不端的期刊，禁止报销论文处理费。此举旨在优化学术论文发表管理，合理控制论文处理费用。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成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 戴磊：对于一篇文章的发表，因为我们整个科研团队非常辛苦地完成了一个工作，也希望被大家阅读到，但是又要支付比较高昂的费用，完全是从自己的科研经费里面出。
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浪淘沙”预印本平台发起人 颜宁：有点感觉科研人员在被剥削，所以我们都是苦不堪言的，并且他们每年都在涨价，我们申请的经费为什么要被中间商拿走？并且这些出版集团通常都是上市的，它是有它的商业诉求的，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让出版作为整个学术界学术生态不可或缺的一环，能让它回归到一个健康的生态体系。
为应对部分国际期刊“天价”论文处理费，我国出台了哪些举措逐步引导科研成果向本土期刊回流？
201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取消了填写论文期刊影响因子，鼓励把发表在国内期刊的论文作为代表作。2025年6月，科技部发布修订后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新增“逐步提高主要论著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比例”的表述。2025年8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出硬性要求：“本项目研究形成的代表性论文中，发表在我国科技期刊上的比例需占20%以上。”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以来，首次在项目执行环节对论文的“本土期刊占比”作出明确规定。
部分国际期刊的论文处理费价格为什么会不断上涨？业内人士指出，从根源上讲，很大程度上源于科研人员巨大的发论文需求，而这背后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唯论文”的人才评价机制。刚才我们看到中国科学院停付的举措，也看到了近年来我国科研领域接连出台的新规，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正在发生哪些根本性变革？
这是3月18日南京大学举行的年度科学贡献奖的颁奖现场。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师李川凭借在“羲和二号”卫星工程论证和研发中的贡献，获得了这一荣誉。此前，2022年，他已凭借在中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项目中的突出表现，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成为南京大学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亲历者。
“羲和号”科学与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李川：可能比如说你要拿到在什么样的期刊上发表什么样的论文，要有多少篇。
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推动中国基础研究与国际接轨，也正是南京大学率先从国外引入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指标，作为当时教师职称评审、博士生学位授予的重要评价标准。简单说，就是把SCI（科学引文索引）中入选的论文数和影响因子，作为评价科研能力的一个量化指标。此后，这一指标逐渐成为我国科研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标准。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李宝聚：从我们博士生、博士后的评价体系到我们青年职工的评价体系，乃至于中年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还有一些基金委的项目的评价体系，关键的就是论文。
随着国家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科学研究被赋予了“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的新定位。打破“唯论文”的评价方式，正成为我国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重要突破口。2020年，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意见，要求破除论文“SCI至上”，明确基础研究成果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评价重点是对解决生产实践中关键技术问题的实际贡献和实际效果，不以论文作为单一评价依据。
南京大学人力资源处处长、类脑智能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缪峰：比如说工科，工科它其实就是需要去推动科技自立自强，而在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如果还是以SCI，还是以论文作为单一的指标，这其实是有问题的。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水平大学目前已在部分院系推行“代表作评审制”。其中清华大学在教师评聘、职称评定时，要求参评人员提交最多5项最能代表其学术水平的各类型成果，不再简单统计论文数量或影响因子之和。
清华大学人事处处长 于歆杰：这五篇（项）代表作可以是论文，可以是专著，可以是专利，他只需要证明这五篇（项）足够能代表他近期的成就就可以了。我们学校青年的教学科研系列人员进来了以后，大部分的老师是有六年的准聘期，他在头三年里，就是第一个聘期里，他可以不上课，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科学研究。我们给每一个新入职的教师配备了教师顾问组，每一个老师在他所在的院系都至少有一个高年资的教师来告诉他，未来的事业如何规划和成长，实际上是使得我们的老师能够坚持长期主义。
针对不同学科特点，一些高校还通过延长评审周期，为科研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复旦大学打造了基础研究试验区，支持科学家开展10年以上原创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相辉研究院院长 赵东元：我们要鼓励这些科学家做一些异想天开的、敢走无人走的探险的路，这样的一些挑战性的问题。我们10年不考核，我们也有通过一些沙龙组织一些学术活动，作一些报告，通过这些报告我们就知道你的科研确实有进展，创造这样一个好的科研环境，让他出大的成果。
我国科研评价体系正在经历一场从追求量到追求质的深刻变革。通过打破过去单一的论文评价指标，到不断探索更加多元、更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评价体系，激发起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当评价的“指挥棒”真正指向创新价值本身，而非论文的数量或者发表的载体，中国科研创新的土壤将更加充满生机，迈向真正的学术自信与创新自主。
业务咨询
扫码，关注我们
